好像有一个魔鬼当了道，一个又凶狠又蛮横的魔鬼，这家伙尽管长期以来已在肆虐，可眼下却公开称王称霸、肆无忌惮起来，悄悄在人心中散布神秘的莫名恐惧，叫它产生出的念头，这个恶魔，名字就叫麻木不仁。
——[德]托马斯·曼《魔山》
01
假如你在1932年的夏秋之际拜访成都，会看到这样一种末日景象：以往傍晚在府河边喝绿豆稀饭、韵茶、摆龙门阵的市民不见了踪影，仅留下蝉鸣声不知疲倦地填补着空寂；街边的茶馆酒肆门可罗雀，医卜星相、三教九流云集的“扯谎坝”空空如也；“往来舆马若云屯”的通惠门，停满了一车一车准备运送出城的棺木草席；家家户户门前挂上了红灯笼，在夏末湛蓝的天际下，整个城市星星点点的红光透露出诡异、死亡的气息。
当代成都茶馆
路人行色匆匆，偶然撞见，他们都会对你这样的陌生人避之不及，只丢下一句话就迅速离开：
“还来省城爪子，虎疫来了！”
虎疫是什么？是老虎带来的疾病，或是老虎成灾？老虎为害，是人稀兽众的偏远山区才会发生的事情。成都平原最近一次老虎食人的记载，是在战祸连年的明末清初。那时蜀中百姓屠戮殆尽：“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但这也是三百年前的故事了。经过了数代移民，生齿滋长，此时蓉城人口已达三十万以上，别说老虎，方圆百里内恐怕连野狼野猪也难觅踪迹。
其实，“虎疫”之所以以虎为名，是因为其英文发音为“虎烈拉（Cholera）”，它的另一个译名现代人可能更加熟悉——霍乱。
“霍乱”一词在汉语中原指急性肠胃炎，它没有什么传染性，“自古以来，至清之中叶，言霍乱者，未有杀人如麻及大流行之记载”。而被称为虎疫的“虎烈拉”发源于南亚次大陆，可谓是一头“孟加拉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医界开始普遍以“霍乱”来指称这种可怖的瘟疫。中国有记载的第一次“虎烈拉”疫情，是发生在清代嘉庆二十五年（1820），由海路传入而引发。此后霍乱的病菌沿着水路逐渐扩散到内陆，同治六年（1867），四川出现了霍乱爆发的首次记录。
嘉庆
染上霍乱的患者，最初会感到全身虚弱、盗汗和胃部颤动，随后是惊人的腹泻。腹泻持续几小时后，大便就变成了一种无味的白色液体, 俗称“米汤便”。恶心与呕吐又使得染病者饮水极为困难，脱水引发痉挛和四肢的剧痛，当身体排干了它的体液时，患者体重迅速下降，皮肤开始松弛、堆叠、起皱，肤色变蓝，最后几乎暗成了黑色。患者的声音也变得沙哑且有崩溃之感。这些疫病症状发生在 5-12小时之内，若没有及时、正确地救治，霍乱患者会在短时间内死亡。
相比较染病致死的痛苦过程，令人群更加莫名恐惧的是霍乱极强又极快的传染性。对缺乏现代传染病知识的人来说，它好比鬼魅作祟，来无影去无踪。在这种杀人如麻又防不胜防的疫病威胁下，人们似乎摆脱了阶级的高下、行业的差别，统统成了“瘟神”案板上待宰的鱼肉。纵使你是高官巨贾，也逃不过死神的眷顾，因此民间有“红灯笼，高高挂，先死穷人后死官，发财人死在八月间”的歌谣。
1932年的霍乱疫情席卷了除新疆、青海、西藏外的绝大多数省份，四川数地都有疫情发生，当年的医药类报刊《广济医刊》中报道了四川内江数则染病致死的例子：
“有刘某在茶馆问友人云，今晨中街出若干具，友达共出六十四具。刘正谈笑间，突然倒地，不省人事；其友初尚以为戏，及观其色变，始觅医药治，医未至而刘已死矣。
又道士赵隆文，往龙院开灵。甲家死三人，乙家死二人，丙家死一人。道士在乙家作法时，竟伏地不起，主人尚以为作法，良久，呼之不应，气息身冷矣。
又有中医杨之厚，为某家诊受疫者六人，诊未竣，开方亦未完，医云，‘我回家后必死，不再诊矣，诊金毋须交也。’主人愕然。医归，是夕竟死去。而所诊之六人，亦不能救。”
虽是医药类期刊，但作者叙述染疫身死的例子没有详细描写患者的病情、致死的过程，却极力渲染死亡的意外性和突发性，大有道听途说作小说家言的风格。
其中提到的病例，尤其是那位中医杨之厚中断诊治、归家而亡的故事，其背后的意涵颇值得玩味：在虎疫的血盆大口前，绝地通天的术士、妙手回春的杏林子弟自身都难保，更不用说驱病救人了。
02
成都，这座拥有三千年建城史的古城，到20世纪三十年代时，“旧的已经渐渐毁灭下去，新的工业文化还没有影子，却已染上了浓厚的浅薄的商业色彩。”电灯、电话、汽车等现代器物已经在城里出现，警察、西式医院、新式大学等现代组织也在此扎根，1928年成都成立了市政府，市政府下设社会局、财政局、卫生局、教育局、公安局，现代市政的基本架构成型。
架子虽然搭起来了，却是搭在了流沙上。三十年代，四川政治的舞台依然是大小军阀轮番主唱，成都经历了民国初年的黔军、滇军、川军的争夺；1917年惨烈的巷战；二十年代的杨森进驻后又被驱逐；到1932年，城头正飘扬着三面“大王旗”：刘文辉、田颂尧与邓锡侯。
邓锡侯
此时的成都市政府夹在三支军队间蹒跚而行。军队系统与政府间权责不清，税收大部分被军队把持，包括卫生局在内的政府机构空有架子，甚至政府官员的任命，往往都是三军争夺妥协的产物。三方关系微妙而又暗潮汹涌，成都的政治结构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直到1932年十一月，刘文辉与田颂尧最终以巷战打破了这种平衡。而在此之前的七、八月份，全国性霍乱在成都爆发。
俗话说“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虎疫”来袭时“神仙们”正在摩拳擦掌、蓄力待发。当时负责民政的成都市政府财力人力都捉襟见肘，就算想要开展防疫工作，也有心无力。除了依靠驻军印制一些防疫传单张贴于大街小巷，剩下的只是由卫生局采购一些防疫药品提供给临时成立的防疫医院：
“所办防疫注射药品，刻已运到，交由红石柱防疫医院救济市民，特由该会印制免费证二万张，交由公安局转发各区警察署所，转各街街正，发给劳工苦力贫民，持据前往红石柱街防疫医院注射，以免传染时疫。”
二万张的免费证，对于“虎口”下的四十万成都居民，无异于杯水车薪。
当时成都的西式医院数量少得可怜，仅有四圣祠北街的“仁济医院（后部分并入华西协和大学医院）”，陕西街的“存仁医院（后也并入华西协和大学医院，眼耳鼻喉专科）”，马道街的“博爱圣修医院”，北郊张家巷的“平安医院”四家，而且它们都是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会）办的医院，对保守的成都居民来说，西医的接受度并不高。
政府的无能，医院的匮乏，绝大多数成都人只能向杏林弟子投去求救的目光。
03
而此时成都中医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苏友农曾在《成都中医情况》一文中对蓉城从医人员作了详细的分类介绍：
一、晚清的官宦和士人自学，初为家人治病，推及亲友，后挂牌行医，“此所谓半路出家者是也”。
二、晚清科举不成的读书人自学，多为谋短期速成，即行开业者。
三、家传师授，幼而学，壮而行者：以骨伤、疮疡外科为多。
四、先学抓药，逐渐知医而行医者，多出身于中药铺老板或学徒。
五、在善堂送医成名者，即在善堂义务或半义务看病送诊，一方面积累临床经验，另一方面结识病人，逐渐树立信誉。
从20世纪初开始，成都巡警道以统一考试为医生挂牌，民国时期的市政府（市政公所）卫生局承袭其法，多在开业行医时贴上了官方认证的标签。虽然表面上更“正规化”了，但实际中医各自为政、师徒相传的状况依然如故。
这样一群以自学、私授为主的医生群体，其质量和水平良莠不齐不说，而且流派纷杂，同行相忌，甚至互相攻讦。
了解近代中国医学史的人都知道，20世纪前三十年，是中西医关系从龃龉到对决的一个时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科学”概念在中国知识界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形成了一种“全盘西化”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对中医持强烈的批判立场。批判中医的人物不仅包括西医界的翘楚，梁启超、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文化界的大师也涉入其间，而中医界人士自然起身辩驳反击。
胡适
在长达十多年的论战中，双方最初在媒体上发表各种文章互相辩论，后逐渐升级为骂战。攻击方骂中医“非科学”，嘲笑中医捍卫者“愚昧无知”，地质学家丁文江还曾写过一幅颇有当今网络语言风格的对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在许多新式报纸上，中医医生的形象，甚至跟作法事画符的道士和尚已经相去不远了。
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变化迅速，捍卫中医者的应对越来越显得左支右绌，最后甚至给西医扣违背“三民主义”的政治“大帽子”：
“一曰民族主义,西医主张废置中医中药,尽改西医西药,使我全民民族之生命,操于西医西药之手,此亡族主义也。二曰民权主义,西医以极少数之意见,乃处心积虑,利用时机,欲以压迫数百万之中医中药界,不顾民权,莫此为甚。三曰民生主义,吾国业国医国药者数百万人,西医竟欲尽以西医西药养其席,招致外宾,为座上客,挥使同胞无啖饭地,民生主义之谓何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卫生行政部门基本由西医和偏好西医的官员把持。1929年，反中医人士提出“废止中医案”，试图以行政方式废除中医，将中医的生存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中医在现代卫生行政体系中的尴尬地位由此凸显。
这一提案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中医药从业人员的剧烈反弹，他们大规模组织抗议，各地请愿团体进京“上访”，国民政府最终收回了“废止中医案”。
中医虽然躲过一劫，但余云岫在《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结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依然如闸刀般悬在中医头上。
04
成都远僻西南，西医力量相对弱小，危机意识并不强烈。中医界人士又长期热衷于“内讧”，在全国各大城市的中医同业组织相继成立后，成都中医人士才于1926年成立了一个“成都医民总工会”，却因部分中医师对这一组织的名称不满（实际还是对于该组织之权威缺乏认同），这些医师退出自组了一个“成都中医学会”，后改称“成都医民联合会”。
在1929年的“废止中医案”的行动中，全国各地中医组织云集上海，成立了“全国中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但川省中医界派出的代表居然只是一位颇有声望的“外行”——绵竹士绅刘子沉，四川中医界一盘散沙的状况可见一斑。
中药
同业组织不能统一使得成都许多中医无所适从，未加入的医生数量很多，而且这些组织缺乏严格的规章制度，不能统筹指挥大规模的医疗行动。因而面对此次肆虐的虎疫，成都中医界并没有可供因应的机制。
随着疫情日趋加重，蓉城数十万居民在虎口下痛苦呻吟，悲惨的情形让城里各个医馆里挂的“妙手回春”“仁心仁术”等招牌显得格外讽刺。作为这座城市医疗行业的主力军，中医界人士若不能有所行动，任凭蓉城居民的棺木草席日益增加，恐怕也会为中医摇摇欲坠的命运钉上棺材板。
在延续人民生命和事业生命的双重责任下，成都中医界不得不打破门户，捐弃往日嫌隙，选出名医沈绍九为魁首，团结起来扛起了成都防疫的重任。
沈绍九名湘，原籍浙江绍兴，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生于成都。年轻时学习“刑名”，在地方衙门当幕客，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师爷”。30岁后，沈绍九拜成都名医范静涛为师，同时又受到浙江名医敬云樵点拨。1896年，他在成都正式开业行医，数年之间就声名鹊起。清末文人傅崇矩在他编撰的《成都通览》中，将沈绍九列入蓉城十大内科医生。民国初年，沈绍九被誉为成都四大名中医之首，其他三位是陆景廷、顾燮卿与张子初（一说是王朴诚）。
沈绍九先生登高而呼、召集组织，迅速把原本一盘散沙的蓉城中医界捏在一起。同时他敏锐地认识到，这一年爆发的霍乱，是敉平成都中医界裂痕，改变中医组织和行为的一次契机。
凭借自身的威望，他与名医陆景廷一同倡议医界人士不分流派和门户，共同组织救护队。根据疫情的状况，沈先生特意混合抽调“工会”和“联合会”的医生，五人为一小组，分头行动，挨门逐户向患者送医送药，宣传防疫知识。
没有比灾害更能团结人心，成都中医界在抗疫的共同行动中，集思广益，以治疗效果为归依，消弭原来势同水火的流派畛域，平息宿怨矛盾。
本年9月22日，国民政府公布《医师法》，根据其中第三十九条规定“同一区域内同级公会以一个为限”，成都的“医民总工会”和“医民联合会”随即合并，成立“成都国医公会”。这个新组织的成立，虽说是中医界人士对国家法律的响应，但如果没有夏秋之际合作抗疫的这一段经历，成都中医界在组织上的统一恐怕还要好些年才能实现。
组织上的障碍扫除后，如何进行防疫，选择怎样的医疗手段，是成都中医面临的具体问题。
他们努力拯救虎口下的生灵，不仅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也让聚讼不已的中医的转型路径清晰起来。
05
1932年的疫情是蓉城历史上继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后发生的第二次大规模霍乱疫情，而东部沿海的通商口岸，已经多次遭受了袭扰，中国社会对霍乱早已不陌生。与此同时，西方医学对霍乱病原的认知也被翻译进来，最早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公元1839年—公元1928年)主编的《格致汇编》中就有详细介绍：“详考此病根源而定其实据，查明之后称其微生物曰尾点微生物，因其形似西书所用有尾之点，其实类乎螺丝钻形。霍乱吐泻者便宜流质，形似极稀米浆，内多此微生物。”
傅兰雅
随之而来，是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疫情控管的方式方法。这些方法既有国外经验的传入，也有城市管理者自身经验的累积。例如1908年重庆发生霍乱疫情，巴县官员主动在港口设立疫情排查点，这是中国社会内生的、与检验隔离制度相契合的“近代”防疫方法。
由于隔离防疫制度以疾病细菌为理论基础，而传统中医是以“疫气”的概念看待包括霍乱在内的各种瘟疫，因而这也引发了中西医在学理上的辩论，较著名的一次是发生在二三十年代的天津，中医丁子良与西医丁保福的“双丁”辩论。这突显了中医界不同于当时以西医为主导的“强制隔离控制”的防疫政策的另一声音，而且这种批评也自成一理。
随着新式报刊的普及，基于病菌理论的霍乱知识和防疫宣传也逐渐广为人知。此时的成都，虽然民间对霍乱的认识还或多或少掺杂着“瘟神作祟”的迷信色彩，但对于霍乱的病原和传播途径，蓉城最大的报纸《新新新闻》已有了专刊介绍。
此次疫灾中，政府缺位导致“强制隔离控制”无从施行。防疫队特别强调发动疫区群众打扫环境卫生，灭蝇灭鼠。此举看似平常，却意味着成都中医已经主动或被动接受了以疾病细菌理论为基础的传染病理论（至少部分接受，或是承认有理论效果）。
而对于霍乱患者的医治，沈绍九凭借深厚的医学修养和丰富的行医经验，研制出“理中汤乌梅丸加减”，使许多病人从垂危中得以生还。药效可以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研制出的“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相媲美。
中药
理中汤和四逆汤应该是中医界经过几十年摸索，发展出治疗单个霍乱患者（寒性霍乱）非常有效的汤药。上海的景和医院临时救疫所曾分别运用盐水注射和四逆汤于数十位霍乱患者身上，“均得愈，而未亡故一人，此可以为上海时疫医院首一成绩，又可见中医四逆汤、理中汤之方，可与西方樟脑针，盐水针并驾而齐驱”。
然而，这两幅汤药在当时的情况下熬制不易，成本也不低，尤其是理中汤乌梅丸的方剂里还包含富贵人家才用得上的药材——人参。防疫队的经费全来自于私人解囊，以有限的经费和资源，怎样应对庞大的医疗需求，成都中医正碰触到了中国医疗事业最根本的矛盾。
在此我们必须要提到防疫队里的一位中年医生李斯炽。
李斯炽生于成都的1892年，正是蓉城爆发第一场霍乱的那一年。在“虎疫”威胁下出生的李斯炽，也正是在对抗虎疫的行动中，成长为新一代成都中医界的中坚力量。
跟许多家学渊源的名医不同，李斯炽是一名典型的“理工男”。1915年，他毕业于四川省最高学府——四川大学的前身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留校担任理化助教、理化仪器室管理员，兼任一些中学的理化老师。他对现代科学的认知，不仅是同时代许多中医名家所不具备的，更不输许多新式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他于成都府中学（现石室中学的前身）就读期间师从名医董稚庵，学习书法和古典文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而这正是研习中医所必需的文化底子。
李斯炽正式跟随董先生系统学习中医，是在毕业留校后，时年23岁。39岁时，他辞掉国立四川大学的工作，开业行医。在从事专业工作15年之后，他再度改行，这需要当事人具有足够的勇气和“使命感”。
在李斯炽之子李克淦的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他父亲曾目睹“庸医杀人”，而李斯炽时常对人说：“庸医之所以杀人，是学而不精；昧者之所以攻讦，是理未普及”。“庸医”与“昧者”，一直以来是中医的“内贼”和“外患”。但在他开始学习中医的1915年，文化界和舆论界尚未大规模掀起批评中医的运动。那时的李斯炽应该只是单纯认识到中医救人活命的价值，但现实中却普遍是学而不精的庸医“杀人”，这促使他走上了钻研岐黄之路。
1931年，李斯炽正式踏入“医林”。长年累月的研习和诊治经验，为他在成都中医界积累了不小的名气，也因此结交了不少成都中医界同道。
次年疫情大作，他很快就约集名医蔡品三、罗春舫、谢子鹤、雷敬之等人，成立了“壬申防疫队（1932年是壬申年）”。李斯炽的防疫小队活跃于旧皇城坝、御河边以及城墙边——这些是当时成都的“贫民区”，也是疫病发生、传播和危害最严重的区域。
针对这些霍乱病患的用药，李斯炽不得不弃用成本高昂的“理中汤乌梅丸加减”，而采用“苍术、细辛、牙皂、荜拨、公丁香、石菖蒲、枯矾、火硝、雄黄、冰片、麝香等药物制成‘防疫邂瘟丹’”。
苍术
这一方剂很大程度上结合了中医医理和民间疗法，在医理方面不如沈先生高明，在药效方面，也没有“四逆汤”的强力。但它成本低廉，药材原料很常见，可以大量生产、分发。对于许多在生死线上挣扎的穷人而言，这剂免费的药丸不啻于“仙丹灵药”。
06
这一场防疫工作，仿佛成为成都老一辈重量级医林人士的“谢幕演出”。此时的沈绍九已经67岁，年事已高，精力有限，不能从事第一线的抗疫工作，他于四年后的1936年逝世。国医公会组织的救护队队长，四大名医之一的陆景廷也在次年去世。
成都医林砥柱的新老交替，似乎也在这场抗击“虎疫”行动中悄然进行。李斯炽的组织能力和医学修养，在这次防疫行动中给成都人留下深刻印象。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医疗资源的选择秉持“简、便、廉、验”原则，这与同时代的公共卫生实践不谋而合，也跟这个国家未来发展出影响数亿人生命，以“赤脚医生”闻名的公共卫生体制的核心价值，有着高度的契合。
如果要写一本《近代中国卫生防疫史》，成都这次防疫行动也许并不能纳入其中，成为值得称道的经典案例。
同年在数百万人口的上海，因统筹得当、防疫得力，该地成为全国死亡率最低的地区之一。据统计该地患病人数为5439人，死亡444人。相比之下，成都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要高出一档，《新新新闻》的两次疫情报道显示死于此次霍乱的人数接近两千人。
然而，这次防疫行动却对近代中医的命运意义重大。政府统筹缺位、医疗资源的贫乏，让一向保守的成都中医界，积极修正医学知识，更新组织方式。他们努力拯救虎口下的生灵，不仅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也让聚讼不已的中医的转型路径清晰起来。
以沈绍九、李斯炽为代表的成都中医，秉持传统医者“悬壶济世”的仁心，主动拥抱了公共卫生的“现代”模式。
以李斯炽为例，他深刻认识到中医组织统一的重要性，也看到了中医缺乏系统化、规范化的学校教育。因此，他于1936年组织了四川医药改进社，编印《医学改进半月刊》，同年，在四川国医分馆馆长赖华锋的邀请下，李斯炽毅然担任了“中央国医馆四川分馆医学院（即四川国医学院）”院长一职，成为四川中医学术发扬革新之创始者。
直至1979年去世，李斯炽将自己的后半生都投入到了“普及医理”的现代中医教育事业当中。从民国时期半官方的“四川国医学院”，再到新中国时期的成都中医学院，几十年来他夙兴夜寐，宵衣旰食，伴随着中医和国家命运的跌宕起伏。而他们这一代的医者，也以现代学校教育为“刀斧”，将中医这原本满身杂质、黯淡无光的“璞玉”，打磨、镶嵌进了当代中国医疗体制的基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