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记者?钟迎雪?实习生?徐美玉?
自从7月1日，上海率先在全市全面推广垃圾分类以来，全国掀起了“垃圾分类”的讨论热潮，青岛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也不例外。在今天的形势下，公益组织是继续“搞活动”还是要“做社区”？如何才能真正推动垃圾分类落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更好地向上海学习推广垃圾分类进社区的模式，7月29日上午，来自北京、上海、青岛的“环保大咖”们齐聚城阳阳光服务大厅，开启了“壹起分”社区计划山东区域伙伴交流会，为来自青岛、济南、烟台、枣庄等地的基层代表找“金点子”。
做好垃圾分类关键在社区
上海爱芬环保联合创始人顾问郝利琼在跟大家探讨上海垃圾分类的经验和启示
据了解，郝利琼被称为垃圾分类界有名的“扛把子”，在社区垃圾分类议题上已经工作了10余年，?她在2012年创立了爱芬环保，至今已在上海推动300余个社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在不断的累积和反复实践中，爱芬环保探索出了一套针对中国城市社区的垃圾分类体系，并称之为“爱芬模式”。
郝利琼在现场用各种幽默的社区事例分析了“上海垃圾分类的经验和启示”。郝利琼指出，垃圾分类这样的社会公共行为的发生具有很强的利他性，本质上是不能被强制的，它更多要基于人的理念的转变，基于人的某种社会责任感，或是基于社区的影响。人的环保行为，其实是很脆弱的，在没有法律强制和经济刺激的时候（比如垃圾付费），很容易退缩。它可以依靠社区的力量，通过社区的服务和管理去支持他长期的行为。郝利琼说：“垃圾分类做不好并不能说明中国人的素质不行，更多是因为没有建立一个好的足以支撑人的行为改变的平台和机制。”她告诉记者，青岛城阳区“小手拉大手，邻里壹起分”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的策划到实施，自己一直在关注着，看到志愿者们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走进71个居民小区，入户宣传20000多户，某种意义上来讲，也体现了青岛居民的文明环保素质比较高，最重要的是这种推广已经形成了本土化模式，尽管还不够成熟?但却在逐渐形成一种社区力量。?
垃圾分类始终是社区的事儿。公益组织的定位是给社区赋能、陪伴、推动。郝利琼向记者分析，一个公益组织在最初进入社区，确实得亲力亲为，做很多一线的工作，得学会如何在社区做垃圾分类。但始终不能越俎代庖，代替社区做决策，代替社区做很多一线执行者的活儿，而是要让他们自己做，自己生长，自己发展和完善。公益组织的作用不是在于动员居民做什么，更重要的是要让社区的“三驾马车”（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有能力、有意愿去做事，有做环保的视野和愿景。
零废弃联盟秘书长中科院生态学硕士田倩在跟大家分享垃圾分类国情现状
零废弃联盟秘书长中科院生态学硕士田倩，向记者分析了全国垃圾管理的挑战与发展，也指出很多公益组织在国内做了大量的垃圾分类活动，很多政府项目也是在“搞活动”，而没有“做社区”，这二者是很不同的。做活动确实有助于传播垃圾分类的知识，提高居民的分类意识，但有了意识跟居民实际去做还是两回事；居民想分类，跟居民有条件去分类也是两回事。所谓“居民有条件做”，就是居民在社区能获得关于本小区垃圾分类的信息、能获得垃圾分类知识和技能的指导，居民有地方分类投放垃圾，在投放的时候可以得到指导，居民分类好的垃圾应该被分类清运等。记者了解到，目前，这些条件，青岛的大部分小区都不具备，因此“做社区”是当前尤为重要的一点。
“解决公益组织难题，就是攻克社区治理难题”
青岛你我创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徐进跟大家分享成功案例
当公益组织对接社区的管理者，负责让社区管理层有能力来建设可持续的垃圾管理系统，由他们带领和发动社区去实现垃圾分类的目标时，肯定会面临各种难题。“壹起分”社区计划山东支持中心、青岛你我创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徐进说：“为了抓住这次学习机会，我提出了不少问题,比如：居委会服务意识不够怎么办；业委会参与度不高是何原因；如何提高精细化管理,这样为了更好地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如果把社区治理能力建设看成一个动态的过程，把垃圾分类这个涉及社区所有人群的工作，作为进行社区建设的一个机会，这种局限性就可以减小，甚至转化成为新的优势。青岛市城阳区住房和城市建设管理局副局长李可武，不仅分享了支持专业社工机构和专业社区动员模式带来的变化，也指出在今天垃圾分类有这么大的认知度的情况下，已经不用再花大力气做理念传达，当全区435个小区入户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将会走访各个小区，督查家庭端（厨余垃圾、其他垃圾的）的分类实行情况……只有这样，才能把垃圾这个议题从社会层面引入到社区层面，体现到垃圾分类实实在在的举动中，推动社区真正开始分类的行动。
激活社区空间才能产生垃圾分类可持续性
大家针对现场会工作人员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
在垃圾分类高峰宣传期结束之后，小区垃圾分类如何保持一定质量地持续下去，这是很大的考验。
在交流环节，城阳上马街道的工作人员问起如何提高居民自治垃圾分类的可持续性时，郝利琼指出，“在我们做的好的社区里，特别是上海地区，都一直存在着一个垃圾分类的管理团队，大多都是由老年志愿者组成。这样的志愿者小组的存在，发挥了居民服务社区的精神，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加强了社区联结，激活了社区空间。而且这种服务就在家门口，是低成本、可持续的。这就是垃圾分类志愿者小组的价值。但是，这样的志愿者小组的存在始终是需要支持的。它需要政府部门和社区居民的共同认可，以及必要的工作经费。在社区，往往很小的一笔钱就可以支持一个小组的发展，而这个小组就可以支撑起垃圾分类的持续开展。”
记者能够从现场会感受到，垃圾分类这项工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环保属性，还在于它的社区属性，在于它可以推动公民自觉、公众参与和社区治理。如果在自上而下的推动中，垃圾分类成为一项政治任务，被分解成很多的目标和指标，大家都为了达到指标在行动，而忽略这个过程中更为重要的、可以激发的公众参与的巨大潜能，和推进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结果，那这么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可以带来的社会可持续变革的机遇，就失之交臂了。由此可见，对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组织而言，垃圾分类给了他们重新与居民建立联系的机会。这种联系，可以导向简单的命令与服从，也可以导向更可持续的协商和社区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