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施维

编辑 | 王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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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大家都在说猪价的事，这让我想到了2011年的一次采访。

在中国的生猪产业年鉴上，2011年也是一个特殊的年头。

2011年6月17日数据显示，全国出栏肉猪均价达18.54元/公斤，2010年同期为9.57元/公斤，同比涨幅达93.73%，猪肉价达28元/公斤，去年同期15.21元/公斤，同比涨84.09%。

这可是八年前的价格。想想那个时候北京的房价是多少。我们或者就能对现在的猪肉价格释然了吧！

频频上涨的猪价，使众多的养殖场户收益不少。不过可惜，我们所采访的这家猪场，日子却并不好过。

1 被逼迁的猪场

该公司位于广东省某县的种猪场，从2004年建成后，频频因为土地和环保“问题”被当地政府强征高额税费。

2006年5月，县国土资源局指控其未经批准占用土地，罚金48万元；同年5月和9月，县两次下发纳税通知，要求缴纳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合计268万余元；2007年10月，镇领导口头通知要求企业停产；2008年1月，县环保局下发“限期整治通知书”……

甚至有当地村民在授意之下，对猪场挖土堵路。就在记者采访的当天，就遇到村民开着挖掘机，把进出猪场的唯一一条道路，用几个大土堆堵死。

讽刺的是，就在堵路现场，还立着该镇政府的一块告示牌：“未经猪场管理人员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种猪场范围；凡不听劝阻，屡教不改者，即视为蓄意破坏行为；凡盗窃、破坏种猪场财物，将交由公安司法机关从严惩处。”

被当地政府及村民如此“刁难”，这个养猪场是否真有问题呢？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养猪场，而是一家种猪场，也是原农业部确定的全国24家种猪核心育种场之一，是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在业内有着响亮的名号。

该场就在不久前，还获得由中国畜牧业协会评选的2010年全国百强种猪优秀企业称号，承担着原种猪育种推广、猪肉储备和为世界性运动会提供猪肉产品的重大任务，其从选址建设到环保排污都严格符合标准。

但就是这样一家从技术到装备在行业内都属于领先的种猪场，从设立之日起，在当地就始终处于很尴尬的生存境地，乃至最终面临着被逼迁关停的命运。

当时，这件事情对于行业内的震动是非常大的。记者采访时，中国畜牧业协会一位常务副会长说：“如果这样一个猪场尚且被关闭，那全国大部分的猪场都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对我国的养猪行业将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这句话，至今言犹在耳。

2 十年前的禁猪令

这并不是一个特例。

记者去采访的两个月前，位于山东某地同样是全国24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之一的某原种猪场，场区前的公共泄洪渠道被人为填堵，造成育种基地的办公楼、生产区及警卫室等均在大雨后被淹没，部分原种猪死亡，上千万元的进口设备被淹损毁。

?就在记者采访一个月后，前述公司位于广东省又一市的养猪场被当地环保部门开出30万元的罚单。

近两年，大家对于一些地方以环保之名将养猪场“一关了之”“一禁了之”印象深刻，但其实早在十年前，有关养猪行业的环保禁入门槛就已经比比皆是。尤其是在沿海发达地区，这一现象更为明显。

2007年，广东省东莞市下达“禁猪令”，从2009年1月1日起，全市范围内停止所有生猪养殖活动，养猪场“发现一个、清理一个、查处一个”。

2009年9月，福建省沙县以沙县流域水环境畜禽养殖业污染专项整治为由，对区域内几十所养猪场进行强制拆除，不给安置新的搬迁地点，只给最高每平方米170元的补助，养猪户生活陷入困境。

2011年编制完成的《深圳市人居环境保护与建设“十二五”规划》（报审稿）显示，2012年前关停深圳河、观澜河、龙岗河、坪山河等重点流域内的畜禽禁养区域内的所有养殖场。2015年前，全面清退区域内的畜禽养殖企业……

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加强环保要求，本就是发展的题中之意。但是，纵观各地诸多因“禁猪令”受到冲击的，不仅有散养户，更不乏一些严格排污标准、环保要求的规模化养猪场。

养猪场主们往往有口难言：很多地方以污染为名强拆猪场，并没有出具权威的检测证明；有的地区虽然有证明，但是适用的标准明显有误，对企业并不公平。

对此，中央政策和相关部门的规定，是有清楚的要求和说明的。2007年，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联合下发的《关于促进规模化畜禽养殖有关用地政策通知》规定，各地在土地整理和新农村建设中，可以充分考虑规模化畜禽养殖的需要，预留用地空间，提供用地条件。任何地方不得以新农村建设或整治环境为由，禁止和限制规模化畜禽养殖。

2017年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也明确提出三点原则：一是不该禁养的不能禁。要科学划定禁养区，防止盲目扩大禁养范围。二是该禁的要坚决禁，但要给予合理补偿。三是支持养殖场户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发展。

可见，中央的精神和要求从来都是一以贯之的：统筹兼顾、有序推进；奖惩并举、疏堵结合。正确处理好环境保护和产业发展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一禁了之”。

3 不受待见的养猪业

可是在实践中，这依然阻止不了养猪业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产业”。

囿于对养猪业的传统认识，人们潜意识中，一直把养猪产业与脏乱差划等号。随着工业化推进，养猪场常被迫给工业项目让地，甚至有的工业项目污染更为严重，但猪场也要搬迁。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提升，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也不断加大对于标准化养猪场的扶持力度，通过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引导养殖场户发展种养循环、提升粪污资源化利用的能力，以实现生产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但即使是现代化的养猪场，也摆脱不了“厌恶型”产业的名头。

养猪场为什么这么不受待见呢？环保压力或者只是其中之一。“根源是因为养猪业不能带来税收，无法创造政绩。”一位养猪场的负责人这样说。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养猪场属于免税企业，这样就对当地财政没有直接贡献；其次，养猪业也不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不能为当地解决富余劳动力；另外，国家给予养猪企业补贴，地方还要承担配套的任务，还得拿钱出来；当地一旦发生严重的动物疫情和食品安全事件，地方政府要承担责任。加之养殖业难免带来环保压力，地方政府不欢迎也就不足为奇。

山东省某原种猪场负责人清楚地记得，当地一位领导曾对他说：“你那个猪场，除了臭味啥也给我们带不来。”这也许是不少地方政府的普遍心态。以至于有些企业甚至希望协会向有关部门呼吁，能否取消猪场不纳税的优惠，以纳税换取生存。

环保之外还有土地。这都是悬在规模化养殖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没有土地，养猪场就无法开建；即使拿到了地，也常常要面临诸多似是而非的环保问题，要想正常进行工商注册更是难上加难。

市场是最好的晴雨表。2011年年初以来，猪价一路狂飙，创下来了2008年以来的新高。同年7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

文件提出，要“按照保持政策措施连续性、稳定性，增强市场调控前瞻性、准确性、有效性的总体要求，抓好落实工作，进一步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着力构建防止价格大起大落、生产大上大下的长效机制，减缓生猪市场的周期性波动，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

4 养猪者的春天

八年过去了。这期间，我们经历了猪价的几轮起落，迎来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的“猪周期”，还见识了“AI养猪”，“给猪刷脸”等互联网养猪的兴起，以及对养猪行业各地越来越严格的环保和用地准入。

2019年9月，猪价又一次攀上了高峰。

历史并没有什么意外之处。造成这一轮肉价上涨的原因很复杂，非洲猪瘟疫情是其中一个因素。此前部分地区盲目扩大生猪禁养限养区域，加大土地限制，对养殖企业抽贷限贷，早已经把天平压弯了。

危机也是转机。当保障猪肉供应成为当前“三农”工作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这给备受打击的生猪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为了保供给、稳物价，8月31日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银保监会等中央部门密集发文，推出了一系列支持生猪生产的政策举措，全方位发力。

9月4日，自然资源部印发通知，明确生猪养殖用地作为设施农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允许生猪养殖用地使用一般耕地，作为养殖用途不需耕地占补平衡。增加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取消15亩上限规定，保障生猪养殖生产的废弃物处理等设施用地需要。

9月5日，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发文，要求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坚决、迅速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禁养规定和超划的禁养区。除相关人口集中区域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之外，不得划定禁养区。对确需关闭的养殖场户，给予合理过渡期。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支持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就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支持生猪养殖场（户）购置自动饲喂、环境控制、疫病防控、废弃物处理等农机装备作出部署……

地方上也行动起来，养猪者们有兴奋，有唏嘘，有憧憬。

有人说：养猪者的春天来了。

但是，也有人不喜欢“春天”这个提法。四季有更替，而支持生猪产业发展不应只是应急之策，养猪者们希望好日子、好政策能一直持续下去。

人们相信，在中央高度重视下，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生猪稳产保供之战。

那么，不妨从现在开始，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也能多考虑一下打赢之后的事情。

发展生猪生产、稳定市场供应的主要责任在地方政府，改变他们对于生猪产业的选择性偏好，非一时之功。

二师兄的肉永远不可能比师父值钱，如何保持生猪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连续性、稳定性，增强市场调控前瞻性、准确性、有效性至关重要。

保供给、稳物价，保的既是供给，更是信心；稳的既是肉价，更是预期。人们期待着，在中国生猪产业年鉴上，2019年不只是因为暴涨的肉价而被记录，更能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中国生猪产业开启更健康发展的新坐标。

本文由三耕天 x 三农施语 联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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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