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走上世界舞台后，始终是议席的重要话题。

原产自中国的大豆，有近5000年的栽培史。在这5000年里，绝大多数时间，大豆都只是默默无闻的配角——

作为粮食，中国先后有粟（也就是小米）、麦、米为主粮；作为油料，直到宋朝人们才学会榨豆油，但因出油率低，“黄豆每石得油九斤”，远不及菜籽、花生。

直到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战争、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影响时代的事件，让中国的大豆，在国际舞台显山露水。

一、清政府财政告急，东北大豆救急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东北，的确是块宝地。满清入关后，一直保留着东北这片肥沃的土地。直到1860年前后，在内忧外患、财力不济的情境下，解除了对中国北疆的封禁，并开始移民开荒。历史上第一次“闯关东”就发生在这段时间前后。

人口的大量涌入，带动了东北的农业迅速发展。凭借独特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大豆成为重要的农产品。

而此时的国际局势，也兴起了对大豆的需求。

一方面，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大力发展工农业，但日本是个岛国，国内的农产品原料匮乏，而且日本土壤成分中缺氮严重，大豆良好的固氮作用可以改变日本土壤贫瘠的状况。

另一方面，埃及、印度、北美等的棉籽、亚麻等榨油作物欠产，英国人发现豆油可以替代棉籽油、亚麻籽油。

1861年，清政府“许开豆禁”，1862年准许英国等外国轮船运销东北大豆，东北大豆的生产以及大豆榨油产业，迅速活跃起来。

1869年，清政府彻底取消了大豆外运的禁令，东北大豆开始进入国际贸易舞台。

特别是1873年清政府将东北大豆拿到奥地利参加万国博览会，东北大豆受到了各国的关注。

营口，作为东北地区第一个被迫开放通商的港口，1864年输出大豆81.6万担，豆饼84.2万担，豆油7300万担；但到了1867年，输出大豆增至100万担，豆饼增至116万担，豆油增至23000担。

1897年至1907年的十年间，日本每年都要从中国东北进口450万担大豆，约占中国出口大豆的一半左右。

可以说，对于饱受积弊沉珂、内忧外患困扰的清政府，东北和大豆成了最后的“压箱钱”。

但是，当俄国、日本、德国等势力逐渐意识到东北的地缘意义，以及大豆油脂对工业化和战争储备的作用，都试图染指其间，清政府也就渐渐失去了对东北的把控。

二、大豆换银元，养活20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

经过与日本、英国（特别是日本）的贸易，谁都知道：

大豆可以换外汇，谁掌握了大豆，谁就掌握了东北的财源。

大豆，被称为“植物蛋白之王”，在物资匮乏时期是动物蛋白很好的替代；而豆油，不仅可作为食用油，也是制造火药的甘油的重要原料；就算大豆榨油后的剩下的豆饼豆粕，也富含氮肥，非常适合改良日本土壤的肥力。

在战争的刺激下，大豆的需求不断增加。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国大连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的“经营权”，日本对于东北农产品资源，尤其是大豆的掠夺，更加明目张胆。

1905年日本占领大连后，将东北各地的资源被汇集至此，再由此源源不断地转运到日本。到1911年，大连出口的大豆和豆饼中，运往日本的数量已经接近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三。

铁路的便利，加上战争对物资需求的刺激，东北大豆产量从1910年的两百万吨增长到1930年的接近七百万吨。占当时全国产量的90%，出口份额占99%。

而此时的中国，军阀混战。身处东北的奉系军阀，自然也没放过“大豆生意”。

在当时的中国贸易逆差严重、白银大量外流的情况下，东北靠着大豆，每年还有一两千万银元的顺差，养活了当时全国装备最精良的20万“东北军”。

当然，后期，张作霖想越过日本控制、越过南满铁路，修建一条自己的铁路来运送物资和调遣军队，被日本人识破后挑起了“918”事变，将张作霖炸死在“皇姑屯”。

混乱的时局，大豆几乎成为中国土地上以战养战的最重要物资，而对基于大豆等资源的争夺，也最终导致了东北局势的变化。

三、出油、饲用，大豆在工业化体系中的价值

战后，随着各国工业水平的提升，工业氮肥体系建立，大豆固氮增肥的功能逐渐被抛弃，但随着压榨技术的改进和畜牧业的发展，大豆又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

一战期间，德国为了满足军备需求，发展出了基于大豆的油脂工业，也提高了大豆的出油率。

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大豆出油率再次大幅提升，从17%提升到了22%。

大豆是全球种植面积仅次于小麦、玉米、水稻的第四大作为，适应性强、价格低廉，作为油料作物的地位明显。

而在现在的全球食用植物油消费中，大豆油消费是仅次于棕榈油，位居第二，中国、美国、巴西和印度是主要消费国家。

近年来，大豆油的消费量一直保持稳定增长，一方面是大豆油的可供数量要远大于油菜籽、花生等其他油脂油料作物；另一方面，大豆油的价格较低，这也是影响消费者选择的重要因素。

更重要的是，食品消费结构的改变，肉类产品的消费量大幅增加，推动了动物饲料的需求大增，特别是工业化饲料的需求。

而大豆榨油后留下的豆粕，是工业化饲料的重要组成。

豆粕中的植物蛋白质含量高达30～50%，在不添加其他动物蛋白的前提下，足以保障牲畜与家禽的蛋白质需求，其相比动物蛋白饲料，经济优势明显。

默默无闻的大豆，意外契合了工业化的潮流，在全球各国不断投入工业化的进程中，大豆也逐渐深入参与其中，成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资源。

四、世界的大豆，中国的市场！

19世纪末中国大豆走向世界之后，各个国家都在积极推动大豆品种的改良。

最著名的就是美国人多赛特，和布尔纳德。

1925至1931年间，多赛特分两次在中国东北地区采集了2000余份大豆材料。另外，还从日本、朝鲜半岛采集了4000多份大豆材料，培育出了适合美国本土的高出油率、高蛋白，抗旱抗虫的大豆品种。

而大豆遗传学家布尔纳德则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从中国采集了8份野生大豆资料，成为后来孟山都等生物技术公司进行大豆转基因研究和商业化利用的重要试材。

此后，美国转基因技术进入南美，转基因大豆从巴西扩展到阿根廷。

面对世界大豆产业的崛起及格局变化，中国传统的大豆产业不得不面临选择。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民众对肉禽蛋奶的消费增加带动了国内养殖业饲料需求的激增，继而对豆粕需求强劲，国内大豆消费绝大多数都用来压榨与饲料加工。

以现在的数据来说，中国大豆的需求量每年大概在1.1亿吨左右，如果都换成国产大豆，那么需要将大豆播种面积提高到7.9亿亩，这个数值占到了我国耕地面积的40%以上。

种，还是买？

大豆生产格局中，美洲三国：美国、巴西、阿根廷，几乎占据了全球九成的大豆生产，而且这些国家的大豆品种、土地成本、机械效率，都比中国优势明显。

1990年代末期，中国取消了大豆的进口关税配额，将进口关税降低到3％，豆油的进口关税从2001年的63％下降到2006年的9％，豆粕的进口关税保持在5％。

在农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大豆第一进口大国，国内的大豆种植面积仅剩1.2亿亩左右。

后来的事情大家也看到了。

不过，理念改变。今年初，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大豆振兴计划”，农业农村部也发布了《大豆振兴计划实施方案》。

罗辑思维有一期节目，以经济全球化的思路，鼓吹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将耕地和粮食生产置换到坦桑尼亚。这种说法，只能说是纯粹从经济学角度的分析，而忽略了国家安全。

粮食，当然也包括大豆，是特殊商品和战略物资，把中国粮食安全交给其它国家，等于把国运交给其它国家。

粮食的市场供应少10%，价格就会暴涨，我们在豆粕上的经历并不遥远。

危急时刻，粮食，足以媲美石油，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则很可能在战略上极易受制于人，在关系国家生存发展的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完全摒弃国际间的贸易往来，而是要在保障安全自给线的前提下，适度分散供应来源，到达效率与安全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