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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三周蔓延在亚马孙上空的浓烟，牵动了整个世界。究竟谁是元凶？几种声音你争我抢。当人们从不尽相同甚至矛盾的解读中嗅出大火的复杂性时，亚马孙雨林的未来也变得模糊不清。
迄今的研究显示，无论是从环境角度还是经济角度，亚马孙雨林遭到破坏并没有赢家。但是，危机背后隐藏的土地投机和农业技术底下之弊并非无解。
撰文 | 宋宇铮
责编 | 陈晓雪
“我们绝不会交出对亚马孙的控制权。我们会继续用这里的土地喂饱世界！”
8月底，巴西小城新普罗格雷索的 “农民领袖” 达席尔瓦（Agamenon da Silva）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 [1]。
彼时，烧了三个星期大火，亚马孙雨林的安危牵动着世界人民的心，从目睹浓烟蔽日的圣保罗小贩，到正参加G7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与此同时，关于火灾的各种说法漫天飞舞。有森林生态学家猜测干旱的气候与滥砍滥伐是罪魁祸首 [3]，巴西总统指责环保组织一手导演了这场大戏 [4]，甚至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中美贸易摩擦也一度被视为引发火灾的 “真相” [5]。
生活在雨林保护区的达席尔瓦怀疑外边的人都疯了。他认为这里的大火早已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清楚地知道像自己这样的垦荒农民正是大家要找的 “元凶”。但是，他不认为这有任何不对——明明是世界日益见长的胃口需要这么做呀！
于是，在亚马孙上空的浓烟中，几种声音你争我抢。当人们从不尽相同甚至矛盾的解读、看法中嗅出大火的复杂性时，亚马孙雨林的未来也变得模糊不清。
1. 失去固碳功能的亚马孙，将是灭顶之灾
我们为何需要亚马孙雨林？
在许多人看来，答案似乎不言而喻： “地球之肺”、 “提供了世界20%的氧气”。遗憾的是，这样一个众多媒体甚至政府首脑都不懈传播的答案，其实是错的。
这一误解或许可以追溯到九年前一项关于热带雨林光合作用的研究。马克斯普朗克生物地球化学研究所领衔的团队测算出，亚马孙雨林产生的氧气占陆地上光合产氧总量的16%。[6]
请注意，这句话并没有将海洋中产生的氧气纳入考量。当我们把地球上氧气最主要的供给源——海底浮游藻类的贡献加入计算后，亚马孙雨林产生的氧气只占地球氧气总量的6%。
另外，雨林作为一个生态系统，不仅是氧气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在夜间，树木无法进行光合作用，但仍需消耗氧气进行呼吸作用以转化能量。根据牛津大学生态学教授亚德温德·马尔西（Yadvinder Malhi）的计算，这期间雨林树木会用掉白天所产生的50%以上的氧气 [7]。此外，雨林中不计其数的微生物也需要汲取氧气以分解腐殖的有机质。
“所以，亚马孙雨林或是地球上任何一个生物群系（biome）的净供氧量其实都接近于零。” 马尔西在接受美国《国家地理》采访时解释道。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亚马孙雨林对人类的生存没有重要作用。其强大的固碳能力是我们迄今对抗全球变暖的一张王牌。
亚马孙每年能吸收近6亿吨的碳 [8]，并长期储存着高达900亿-1400亿吨的碳 [9]。如果亚马孙雨林完全消失，这些相当于全人类十年排放总量的碳将被重新释放到大气中，使全球二氧化碳浓度激增10% [10]。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亚马孙雨林如同核电站，良好运转时是我们减缓气候变化得力的帮手，但一旦遭受破坏，释放出的巨大 “能量” 也将是场 “浩劫”。
现在看来，这场 “浩劫” 也许并不遥远。利用地理卫星上的成像光谱仪采集到的数据，美国伍兹霍尔研究所（Woods Hole Research Center）和波士顿大学的科学家发现，2003-2014年间，世界各地的热带雨林已成为净碳排放源，平均每年净排出4.25亿吨二氧化碳，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20%，其中59.8%来自亚马孙雨林所在的美洲。
研究者认为，森林砍伐导致的储碳被迅速排出与烧荒导致的森林退化是这一危机的两大原因 [11]。其中，后者的影响还要更甚一筹，因为烧荒不仅会摧毁目标林地，还会导致周围林木的生理机能长期下降，部分退化为稀疏的热带草原，不仅短时释放大量储碳，还令林区整体的碳吸收能力下降、新生林木死亡率提高，形成恶性循环 [12]。因此，即便是在亚马孙森林砍伐率下降了76%的2003-2015年，亚马逊雨林净碳排放率却仍然 “逆势上扬”，并从2010年起正式成为净碳排放源 [13]。
从1985到2010年，亚马孙雨林每公顷树木死亡量几乎翻倍（来源：Brienen.et al.2015）
固碳之外，亚马孙雨林另一显著作用是通过蒸腾作用实现水循环。每天，亚马孙雨林向大气释放200亿吨的水，对生成降水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1991年的一个研究显示，如果亚马孙雨林完全退化为热带稀树草原，整个亚马孙地区的平均温度将升高2.5℃，降水量将减少20%-25% [14]。与此同时，亚马孙地区的气候也将彻底被改变。 “届时，降水会集中在雨季，旱季将长达六个月，且最高温度很容易达到40摄氏度。” 该研究的作者、圣保罗大学的气候学家卡洛斯·诺布雷（Carlos Nobre）在9月4日接受耶鲁大学环境360网站采访时解释说 [15]。
事实证明，诺布雷近30年前的预测是对的。一项由德克萨斯大学教授付容领导的研究显示，从1980年到2010年，破坏严重的亚马孙南部地区的平均旱季天数增加了18天 [16]——更长的旱季意味着更频繁的森林火灾，然后是森林退化的恶性循环。
过去三十年间，亚马孙南部地区的旱季持续延长，而降水则明显下降（来源：Fu et al. 2013）
降水减少、无法耕种的旱季延长，首先威胁大豆田与牧场的生产效率。世界银行2013年的一份报告预测，受气候影响，至2020年，即使最乐观的情况下，巴西13%的大豆田与34.4%的牧场的产量将大幅下降，不再适合生产，经济损失将超过40亿美元 [17]。
报告发出后的三年内（2013-2016），巴西便经历了严重的干旱与洪水灾害，其中2016年更成为巴西史上最干旱的一年。尽管得益于新技术的投入，农作物产量大滑坡得以避免，但在气候恶化的抵消下，更高的资金投入与其所带来的的效益愈加不对等。
这在临近亚马孙雨林的马托格罗索州格外明显。
作为全国最大的大豆产区，马托格罗索州气候条件优越，每公顷的大豆产量曾长期遥遥领先全国平均水平。2013年后，由于降水量的持续不足与旱季温度过高，马托格罗索州每公顷大豆的产量逐渐被全国平均水平赶上，甚至一度被超越。这一趋势一直持续至今。今年，由于前期投入费用与运费上涨，该州每公顷大豆的利润预估将比上个生产季减半[18]。
马托格罗索州（黑色折线）与巴西（蓝色折线）全国平均每公顷大豆产量（来源：巴西国家供应公司）
现在我们知道，亚马孙雨林的固碳作用之大，以致它的消失对地球上的每一位居民都将是灭顶之灾；即便你完全不相信 “全球变暖”，亚马孙雨林的缩减对于南美农业也是 “慢性自杀”。
无论是从环境角度还是经济角度，亚马孙雨林遭到破坏看起来并没有赢家。
但是，大火为何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呢？
2. 亚马孙30年大规模开荒
亚马孙雨林的大规模开发始于1960年代末。刚刚上台的巴西独裁军政府，开荒的出发点与经济无关，而是很有年代感的屯垦戍边。
1960-1970年代的拉丁美洲，充斥着动荡与不安。古巴武装革命的胜利被无数共产主义者效仿，超过200个左翼游击队活跃在二十余个拉美国家，其中包括巴西和它的两个邻居哥伦比亚与玻利维亚 [19]。在立足未稳的巴西军政府眼中，亚马孙雨林是这个国家最脆弱的一部分——它自然资源丰富，地广人稀，但无论是交通还是经济都与本国其他地区联系微弱，既有被邻国挖墙脚的风险，又可能成为游击队发展的温床。
于是，在1966年和1970年，巴西军政府相继推出了 “亚马孙行动” 与 “国家整合计划”，旨在通过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与财政补贴吸引移民到亚马孙地区建设经济。他们的目的很快达到了。到1980年，已有1000万公顷的雨林被开荒（约占亚马孙总面积的1.8%），其中近75%都集中在政府修建的高速公路50公里范围内 [20] 显示出修建基础设施和开荒毁林之间紧密的关联。
今天亚马孙雨林开荒的区域与高速公路的修建几乎重合。95%的毁林都发生在道路5.5公里范围内。（来源：Barberet al, 2014 [21]）
开荒的土地绝大部分变成了养牛的牧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选择。亚马孙土地广袤、廉价，又缺少劳工与技术，粗放型农业是一条出路。而牧场又是一个可以凭借最少资本投入便被认定为农业用地，从而获得补贴的选择，它不像耕地一样需要平整或施肥，即使地价上涨还可以迁移牛群，快速售出土地而不担心作物的损失。
从1966年到1975年，亚马孙的地价每年都要上翻一倍 [22]。初期进入雨林的 “垦荒移民” 中不乏土地投机者。也正因此，亚马孙的牧场生产效率十分低下，牛只投放有限，管理几乎不存在。直至1996年，亚马孙地区每亩牛肉产出比全国平均值还要低40% [23]。
这样的开发模式在巴西经济增长停滞的1980年代与崩溃的1990年代初得到加速。在此期间，巴西由于开发贸易、外债危机等多重原因经历了剧烈的去工业化，大量中等收入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消失，贫困率从1986年的42%增长到了1992年的58%，没有太多资本而想找到新谋生途径的大量移民进入雨林并延续了开荒养牛的传统。到了1990年，58.7万平方公里的亚马孙雨林得到开荒，占其总面积的10.7%，其中80%以上的林地都成为了牧场[24]。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巴西亚马孙雨林开荒面积大致为17%。也就是说，1990年代前的开荒对开发亚马孙雨林的贡献很大。
只是，如此严重的破坏甚至没能为拓荒者或巴西政府带来太多实质上的经济利益。由于生产效率低下、交通运力有限，亚马孙地区的牛牧业直到1990年代末都处于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并且由于口蹄疫的风险被长期禁止向邻近地区售卖，鲜有对外输出 [25]。
1991年，亚马孙地区56.11%的居民收入仍在贫困线以下，比巴西全国平均水平还要低25%左右，仅贡献全国不到4%的 GDP [26]。
3. “吃掉”亚马孙：全球化下牛与大豆的双重诅咒
1996年，亚马孙的命运迎来转折点，其遭到破坏的速度在短短十年间不断加快，随后被有效控制直到今年。
那年春天，致人感染死亡的疯牛病在英国爆发，饲料中添加的病死动物的肉骨粉（Meat and Bone Meal）被确定为罪魁祸首。这一危机源自1960年代的欧洲工业化养殖，大规模、高密度的围栏饲养得到普及，而加入大量进口肉骨粉的饲料也取代牧草或作为牧草的补充，以加快牛的生长速度，提高牛肉的蛋白质含量。
然而，疯牛病并没有降低人们对于牛肉的胃口，市场需求也并没有消失，高蛋白含量的大豆作为饲料添加剂的需求在欧洲迅速增长。
作为世界第二大大豆种植国的巴西，看到了其中的机会。在南部和中西部传统大豆产地农业用地相对饱和的情况下，面积巨大且地价便宜的亚马孙雨林很快被看中。
1996年9月，巴西联邦政府适时地颁布了一项将彻底改变亚马孙地区命运的法案—— “坎迪尔法”，豁免了所有出口农产品跨州运输时的过境流通税 [27]。此前，由于每经过一个州就要缴纳货值12-18%不等的税，地处西北内陆的亚马孙在贸易上条件极为不利，就连和本国其他地区的经济来往都十分有限。该法案的通过，加上巴西政府与国际粮商协力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修改高速公路与距离亚马孙更近的北部港口，迅速将亚马孙带入了全球贸易。
1990-2005年间亚马孙雨林地区的大豆种植面积增加了近6倍，其中绝大部分增长都出现在1996年疯牛病危机后。（来源：mongabay.com）
从1995年到1997年，巴西大豆出口额从9.39亿美元猛增到24.6亿美元 [28]，而亚马孙雨林的大豆种植面积亦暴涨了一万平方公里。这一趋势在2001年欧洲爆发疯牛病并全面禁止动物蛋白饲料喂养家畜后继续狂奔。
1999年到2004年，亚马孙雨林的大豆种植面积每年都增长15%以上。需要澄清的是，最近有部分媒体将亚马孙地区的大豆业“腾飞”与中国2001年加入WTO联系起来 [29]，其实是忽略了当年的国际大豆贸易环境。翻开巴西大豆出口数据，我们会发现，以《亚马孙大豆交易暂停协议》（ Amazon Soy Moratorium）签署前的最后一年2005年为节点，无论是从疯牛病爆发前夜的1995年还是中国加入WTO的2001年开始算起，巴西大豆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与出口增长来源都是欧洲。
（制图：宋宇铮）
（制图：宋宇铮）
不过，也正是因为对欧洲市场的强大依赖，大豆种植在亚马孙雨林的快速扩张才引出了一个意外的结果 —— 发达国家的经济介入。
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形势，不愿只是牺牲本国居民生活方式的欧美国家很早就瞄上了雨林开垦造成的碳排放。自1980年代起，多国学者便不断在各个重要场合论证亚马孙雨林破坏带来的环境风险，呼吁加强保护以减少碳排放。但就像前文所说，直到1990年代末，亚马孙雨林的经济都是相对独立的，其中发生的任何活动与欧美国家没有关联，因此经济发达地区的国家空有立场却没有支点来介入。
由于亚马孙大豆最终流向欧洲市场，并大部分被用作饲料喂养作为食物的家畜，环保组织和学者们开始直接从消费端游说，由供应链传导压力到跨国粮商以及农民，呼吁他们放弃在亚马孙地区的种植。环保组织 “绿色和平” 的志愿者们冲入麦当劳餐厅、乐购超市等消费场所，抗议他们销售的肉类使用了来自亚马孙的大豆，使消费者看到自身行为与环境毁灭间的联系，产生负罪感，继而改变消费选择。这对环保意识强大的欧洲消费者十分有效。当然，进口渠道多元化也使大量替代产品产生。终端消费企业为了迎合顾客而站到了环保组织的一边，还与绿色和平一起组织了一个包括食品生产商、超市、快餐企业和其它民间社团组织在内的联盟，呼吁世界共同努力改变亚马孙森林的现状 [41]。与此同时，提供杠杆的国际金融组织同样在学界持续建议下暂停了对亚马孙大豆粮商的贷款。
这场交锋以2006年四大跨国粮商签署《亚马孙大豆交易暂停协议》而告终。
2006年绿色和平组织在麦当劳的抗议行动 来源：Greenpeace
问题就这么解决了吗？
很遗憾，并没有。这个看似好莱坞电影般跌宕起伏的历程与结局，其实从一开始便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上：大豆是1990年代后亚马孙雨林加速毁灭的主因。
的确，亚马孙大豆增长呈现出来的数据是惊人的。然而，如果稍作计算，我们就会发现，即使在最高峰，大豆种植面积也只占了亚马孙雨林的1.2%；在其增长最快的1996-2004年期间，亚马孙雨林共被开垦17.7万平方公里，年均毁林逼近2万平方公里 [30]，然而大豆种植面积的增长只占28.8%，而这还不考虑雨林中增加的大豆田多数是租用/替代了牧场此前已开荒的土地 [31]，如下图所示。
2000-2006年间亚马孙地区农用地的变化：红色代表牧场减少而大豆种植增加的区域；橙色代表大豆种植造成毁林的区域；绿色代表牧场增加造成毁林的区域（来源：Barona et al, 2010）
翻开数据，我们很容易发现，巴西大豆出口在这几年的激增，绝大多数并没有出现在亚马孙雨林，而是中西部的赛拉多大草原上。
1962-2012年间巴西各地区大豆种植面积的变化-大部分的产量与增长均来自中西部与西南地区，而相比之下，亚马孙短暂出现的增长高峰则少了一个数量级。（来源：Matinelli et al, 2017）
赛拉多是巴西的传统畜牧地。国际资本主导的大豆种植迅速将这里的地价在1997-2003年间抬升了5-10倍 [24]，而牧场主们带着大额土地出售款北上，在亚马孙雨林置地、毁林、继续养牛。这一间接联系才是大豆出口需求激增对亚马孙最重要的影响，而畜牧业对雨林的伤害甚至比直接种植大豆更大，相当于资本的力量将 “落后产能” 倍增地推向了亚马孙雨林。
其一，养牛本身就是世界最耗费土地资源的一门农业生意，它占用全球70%的农用地，却只能产出6%的人类食物。而巴西的养牛业效率又格外的低，也不曾经历过像大豆一样大规模国家研究的支持。在雨林东部的帕拉州，一名牧场主必须得占用大豆种植者四倍的土地，才能达到种植大豆同样的收入 [32]。
其二，由于两地地价巨大的 “剪刀差”，迁到雨林的新移民往往会购下远大于自身生产规模需要的土地，并将其全部开荒（多用最快速且廉价的焚烧），以致1986-2006年间开垦的土地最终只有55.8%投入了长期农业生产 [33]。
下面这张图，我们可以观察到整个2000年代中西部马托格罗索州畜牧业的退场、大豆种植的涌入，以及牧场在亚马孙雨林内帕拉州的蔓延。[34]
（a）为2000-2015年期间巴西大豆种植增长的时空变化 （b）为2000-2015年期间巴西牧场增长的时空变化，蓝色表示加速，而红色表示下降 （来源：Maranh?oet al, 2019）
4. “败光”雨林：土地投机危机何解？
也就是说，养牛牧场，自始至终都是亚马孙毁林背后最大的推手，而其原始驱动力也一直没有改变——土地投机。
《亚马孙大豆交易暂停协议》的签署往往被人们认为是控制住雨林开发的关键点。但数据显示，2006-2008年期间，亚马孙的毁林速度仍然保持在每年一万平方公里以上，降幅低于协议签署前的2005年，且中间还有反复。
决定性的下降出现在2009年。这一年，亚马孙地区毁林面积暴跌73%。造成这一改变的是2008年7月生效的巴西央行3545号决议。这份文件禁止各分支机构向亚马孙地区存在毁林行为的任何个人或单位提供贷款，同时要求贷款人必须出示进行农业生产土地的产权证明[35]，前所未有地从源头斩断了土地投机者们的杠杆，限制住单一个体或单位开荒的规模。
巴西经济学家朱利亚诺·阿松肖（Juliano Assun??o）和他的团队估算，这一新政共导致2009-2011三年间在亚马孙地区少发放2.9亿美元的农业贷款 [36]。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对这一政策的制定起到了较为关键的作用。2008年，巴西五大国有银行为了争取世行贷款而加入了其下设的 “可持续发展金融网络”（Sustainable Banking Network），从而必须遵照其要求与规则，对涉及环境的金融政策进行调整。
这一贷款条件在之后几年间历经多次放宽。今年6月，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在一片反对声中使用 “临时总统令”，强行亚马逊雨林保护区划界权从 “全国原住民事务机构” 转移到了农业部，并承诺向农村地区发放高达577亿美元的低息农业贷款，3535号决议名存实亡。
有人会问，3545号决议这样严苛的贷款条件，会不会断了那些希望通过养牛谋生的当地人的活路？
远不同于人们想象中的 “生活所迫”、“地方百姓经济的来源”，亚马孙地区的养牛业是属于相对少数人的产业。低资本、低人工投入、低产出、高土地占用率，是这门生意最大的特征。亚马孙每公顷牛肉产量不到欧洲平均水平的10.5%，每公顷收入仅为同地区水果或蔬菜种植的11%，粮食种植的21%，而3000亩的开垦土地上平均只有不到2.65名劳工 [32]。
那么，牧场主是如何凭借如此微薄的收入买下（占有）区域内大部分土地而又不进行更有效的经营呢？有学者认为资产性收入与金融杠杆是答案。[42]
对于这些开发者而言，农场就如同他们炒的房子，转手套现是最终目的，养牛收入只是顺手收来补充生活费的房租，这也是为什么研究者在调查时发现所占有土地上剩余的林木数量和一个亚马孙牧场主的幸福程度呈现强负相关：未被开垦的土地越多，就越难卖个好价钱，越少的部分能够租出。先来者凭借累积的资产性收入帮助他们占下了地理、交通条件最好的土地，其他更具经济效益产业的从业者只能拿到其10%的土地，然后潦草地养护，导致牧场土壤退化率高达60% [37]。当有一天终于连 “租金” 也越来越难收的时候，他们也只需要抛掉老城区，凭借良好的 “信用” 从银行获得杠杆，走向雨林深处再烧出自己的 “新城”。当然，这时他们或许会发些牢骚，因为中西部那些卖了自己牧场的“暴发户”也带着自己加了杠杆的钱来了。
最后，太少的人花心思花在技术投入，提升生产效率；太多的人只是用扩张的土地来增加产量。
那么，在世界牛肉需求不断增长的今天，牧场继续向亚马孙深处推进是必要的吗？
近年来，中国牛肉进口需求增长迅猛，从2012年的不足一成到已占据巴西全国出口的半壁江山。
2014年，巴西科学家试图给出自己的回答：当前巴西牧场的生产强度（即每亩牛群数目）只在其可持续承载量的1/3，而如果牧场主们能够把这个数字提升到1/2，那么全国便无需新增任何畜牧用地，便可满足粮农组织预测的2040年全球对巴西牛肉的需求 [38]。
今天的人们尚难以置评这一预测的准确性——20年可能让人造肉填满市场，也可能在某个非洲人口大国实现经济奇迹，撑大新富国家的胃口。然而，着眼今日亚马逊雨林之殇，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真的存在吗？一生致力于亚马逊雨林研究的卡洛斯·诺布雷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次分享会上表示这是个伪命题。 “有人觉得雨林开荒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世界需要更多的食物，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亚马逊当前的经济开发模式效率极为低下。[43] ”
的确，投机导向的开发带来的生产效率落后，才是开荒者面对市场增长粗暴地选择用土地扩张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先不说如此挥霍式的开垦总有一天会 “败光” 雨林，这里不到欧盟十分之一、巴西三分之一的亩产牛肉重量也很难使其在市场上保证有竞争力的价格。今天巴西的牛肉市场份额已然是靠牧场主的 “忍耐” 拼下来的——当前雨林中每亩牧场利润为9-47元人民币，是全国回报最低的农业项目 [43]。这样的模式在市场变动中能撑多久？人们不应忘记，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农业产量增长的80%来自生产效率的提升，农业科技的进步帮助地球上无数人尽可能摆脱了土地资源对生产的限制，消弭饥饿与争地的零和博弈[39]。
增加技术投入，提升现有牧场/耕地生产力是多位关切雨林的巴西本国科学家的呼声，也是挪威、德国等发达国家为主捐资逾13亿美元的“亚马逊基金”的重点投入方向之一（占据2018年26%的经费）[44]。早在1999年，巴西农业研究公司（Empraba）主导的一项针对临近亚马逊雨林西端占地12万公顷的2000家牧场的技术试点就证明每公顷数百美元的投入便可帮助牧场主提升1.5倍产量，同时平均在四年内收回成本。而今天巴西的领导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呼吁重走资源驱动的旧路，实在令人难以苟同。
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报告显示，至2050年，人类必须产出比今天多70%的食物 [46]，并同时为届时98亿的人口提供谋生、实现个人价值的手段。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式，仅靠土地增加来试图喂饱人类显然是不现实的。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技术研究、推广之路却愈发沉重，农业研发费用增长速度的下降出现在每一个大洲 [40]。
纵观人类历史长河，有限资源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给世界带来了无数苦难与退步。农业技术的飞跃帮人类在二战后跳出了这一矛盾的怪圈，但饥饿与贫穷却从未真正离我们远去，希望亚马孙的这一微观案例能够让更多人意识到，农业科技的进步与推广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存。
制版编辑 | 皮皮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