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一：数量成倍增长建国初期，可以用于饲料转化的粮食有限，生猪存栏6500万头左右，出栏5000万头左右，产猪肉400万吨左右。2008年底发展到存栏4.5亿头，出栏6.5亿头，产猪肉4600多万吨，分别是建国初期的6倍、10.8倍和11.5倍。
变化二：质量明显改善在建国初猪肉供应短缺时期生猪生产的重点是数量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追求的是“营养、卫生、方便、安全”。国家颁布了相关法律，有关部门出台了加强防疫、检疫、消毒、无害化处理、投入品监管、产地产品认定认证、产地追溯、市场准入等一些列制度和措施，对病害肉、垃圾猪、注水肉、有害残留等进行了全程监管，保证了城乡居民消费猪肉的放心、安全。
变化三：品种不断改良我国地域辽阔，南北气候差异，多少年来培育出适应不同地域生长被国家承认并载入《中国猪品种志》的地方品种有48个，约占世界猪品种数的1/3。这些猪种被分为6大类：华北型、华中型、华南型、西南型、江海型和高原型。这些品种具有明显的适应性、抗病力强，耐粗饲、管理粗放，产子率高，肉质风味好等特点。但与现代生活需求相比又有明显的生长速度慢，瘦肉率低，体型审美差等不足。建国60年来全国各地的畜牧工作者，按照不同时期的消费需求，通过引进、杂交、选育、示范、推广等措施，先后培育出不少即能适应不同地域生长又适应国内外不同消费需求的优良品种猪，对促进生猪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变化四：饲料营养全面建国初期由于粮食主要是解决人的温饱问题，生猪则以青粗或农副产品下脚料为主，造成生长速度慢，出栏率低。随着粮食的增产和饲料科技的进步，70年代的叶洪海利用中曲和盐水对传统的粗饲料进行发酵，以及农作物秸秆的青贮发酵，显着提高了消化率和营养价值；80年代的广州军区后勤的蒋永章、张道槐利用微量元素、维生素、镇静剂为主制成的“翠竹”牌添加剂，配合改进的精粗饲料，初步实现了营养互补，提高了生长速度；90年代前后泰国正大集团入驻我国，在此影响和推动下先后出现了希望、大北农、康达尔、正虹、六和、通威、海大等饲料生产企业和集团，逐步使生猪饲料由传统的有啥喂啥的季节性生产改进为由简单配合到按营养标准生产相配套的全价、浓缩、预混合等饲料，有人开玩笑说，“现在对人的营养研究也没有对猪研究的透彻”，使生猪生产发生革命性变化。
变化五：技术不断进步建国初期我国90%左右的生猪来自农村千家万户的分散饲养，技术相对落后，表现在品种退化，繁殖水平低，子猪成活少，饲料单一，饲喂不科学，疫病严重，饲养效果差等。60年的科技不断进步和发展，品种杂交改良、全程阶段性饲养、全价配合饲料加工调制、生产过程管理、疫病综合防治、快速检测诊断等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为生猪快速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变化六：设备不断完善传统养猪在农村条件差，管理落后，我们形象地描述为“一根绳，满地跑，土墙圈，粪水澡，冬天雪，夏天浇，喂头猪，一年高。”经过60年的发展，养猪从圈舍到设备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猪舍由茅草棚变成现在的砖瓦房，猪舍内“铁饭碗、钢丝床、小包间、保温墙、自来水、全价粮”，全国涌现出一批批现代化的猪场，实行自动化控制，有的实现了生物链循环，对生猪粪尿进行发酵生产沼气和发电，有的运用发酵床养猪技术，一改过去那种臭气满天，蚊蝇乱飞的环境，远看是猪场，走进是花园。
变化七：生产方式不断改进养猪业是一个受市场和疫病影响较高的风险行业。我国养猪业由于个体规模小，人员素质不高，小农意识严重，生产水平不高，饲养方式落后，与市场关联度和组织化程度低，生产者抵御风险的能力弱。在养猪效益较高时容易一哄而上，使养殖规模在短期内迅速膨胀，而在效益下滑时，养殖户又会一哄而散。
养猪业生产方式直接关系到抵御风险的能力，发展现代养猪业的关键是转变养猪业的传统观念，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小规模分散饲养要向规模化集中饲养转变。全国各地根据实际提出了“退出村庄、退出散养、退出庭院，进入小区、进入规模、进入市场”新理念，并不断探索出不同的生产方式，由单一的养殖提供原料向加工和销售环节纵深发展，建立了“小区（规模场）+公司（协会）+企业”不同形式的联合体，达到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变化八：养猪观念变化传统养猪从业者主要是农民，生产目的主要是“为过年”的自足自食。而今进入养猪行业的主体不断增加，经商、开矿、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科技人员、外出务工回乡人员、国营集体企业、外资企业等给生猪生产注入了大量的生产资金、物资、技术，在满足市场供应的同时获得应有的回报。
变化九：国家扶持力度加大猪肉是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国家采取不同形式不断加大对生猪生产的投入。比如对种猪生产、饲料加工、生产资料生产供应、疫病防控、技术推广、经济合作组织、产业化龙头企业、母猪生产与保险、规模化猪场技术改造、废物的无害化处理等不断加大扶持力度，不断改善生产条件和环境，促进生猪健康、稳定、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