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猪周期”

　　据国家发改委消息，1月下旬以来，受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节日性、季节性消费需求减少等因素影响，生猪市场供求关系日趋宽松，价格持续走低。鉴于今年生猪价格明显下跌，猪粮比价连续4周处于6∶1盈亏平衡点以下。国家有关部门3月13日发布预警信息后，按照《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的规定，目前已经在全国20多个省份同时启动冻猪肉收储工作。

　　国家发改委表示，政府启动预案，开展冻猪肉收储，目的在于稳定生猪市场价格，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损害养殖户利益，缓解生猪生产和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次冻猪肉收储将按照“略高于市场价格”的原则确定收储底价。

　　生猪价格每隔几年就会规律性波动一次，被业内人士称为“猪周期”，近十年来，中国约经历了三大明显“猪周期”，并且呈现周期缩短、波动加剧趋势。这三个“猪周期”分别为2003年至2006年，2006年至2010年，2010年至今。“过山车式”的价格起落让养殖户深受困扰。紊乱的“猪周期”再次袭来……

　　一、释义“猪周期”

　　猪肉价格的“过山车”，在业内被称作“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即“猪周期”。“猪周期”是一种经济现象，表现为“价高伤民，价贱伤农”的周期性猪肉价格变化。猪肉价格大涨，刺激农户积极性，促使母猪存栏量大增，市场上的生猪供应量剧增造成肉价下跌，打击了农户积极性，养殖户便大量淘汰母猪甚至因为无法经营下去而转行，生猪供应量出现短缺，又导致猪肉价格的再次上涨。周而复始，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周期”。循环轨迹一般是：肉价上涨——母猪存栏量大增——生猪供应增加——肉价下跌——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减少——肉价上涨。

　　二、“周期律”缘何难避

　　大起大落的“猪周期”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一）生猪生产产量不稳定。生猪生产没有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一方面我国用地、劳力、资金急剧向工业和城市流动，生猪发展速度减缓；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快速增加，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猪肉需求急剧上升。特别是受比较效益低、疫病难控制及市场风险大等影响，生猪生产产量起伏不定。

　　（二）标准化规模饲养程度低。我们一般认为，规模化饲养程度低，散户效应对周期的形成影响会比较大。这是由于散养户缺乏准确的市场信息和预测能力，只能随生猪价格的涨跌，或盲目扩张生产，或恐慌性退出生产。要化解这种周期性波动，最主要的还是要发展规模化生产。据了解，目前我国规模型养殖比例仅占40%-50%，小型养殖户居多。2011年农业部对全国2000个养猪村的定点监测，养猪户占所有农户的比重为22.74%，仍占不小比例。从国外的经验看，当规模化养殖占到市场的80％以上，猪肉价格的波动就会趋于降低，产业风险也将可控。

　　（三）疾病加剧产业波动。如2006年下半年以来，部分生猪主产省暴发猪蓝耳病疫情，除生猪直接死亡损失外，还导致患病母猪流产或死胎。又如2010年冬季到2011年春季，一些省区发生仔猪流行性腹泻，个别养殖场小猪死亡率高达50%。疾病导致供应减少，大大推动猪肉价格上涨。

　　（四）信息监测预警调控滞后。由于生产分散、单位众多，难以普查，抽检又存在误差等问题，存在着统计数据不准的问题。加之生产者和地方政府出于税收、疫病信息、政策红利等自身利益因素，工作合力不强，没有建立灵敏的监测预警机制，以销定产难度大。

　　（五）生猪生长周期性影响。生猪生产具有周期较长、途中难改变的特性。散养户以当年市场价格为标准预期未来收益，陷入“蛛网困境”。生产计划赶不上变化，产量赶不上市场变动的节奏。当肉价高涨，猪农们会选择多养母猪以扩大产量，但从母猪育种到最终成猪出栏量扩大的时候，市场已近饱和，猪肉价格可能早已经接近顶峰的水平，肉价已经开始下跌；而肉价的下跌又迫使猪农们削减母猪以减少产量，当产量下降到一定程度，将再次引起猪肉价格上涨。以2011年猪肉价格上涨为例，既有疫情导致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散养户退出的原因，也有饲料、人工、仔猪等成本迅猛上涨的因素。由此造成的“猪贱伤农”或“猪贵伤民”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走出“周期律”怪圈

　　事实上，猪肉价格的周期性振荡也非中国独有。各国都有所谓的“猪周期”现象，只是持续时间、间隔时间、价格波动幅度有所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猪周期”的存在有其客观性，要采取有力措施，避免其大起大落频频发生。

　　（一）建立预警监测机制，深入把握周期演变规律。提供科学准确的产销信息，是走出“猪周期”的关键。根据猪粮比价、盈亏平衡点、能繁母猪比例、仔猪价格与白条肉价格之比、生猪疫病发病率等指标数值变化设置预警等级。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引导饲养户合理安排生产。

　　（二）加大财政补贴，实施逆向调控。制定长期合理的补贴政策，能繁母猪补贴要实行常态化，落实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生猪良种补贴等扶持政策，实行政策性保险制度，对原种场、种猪场、规模场提供财政直补、贴息贷款、以奖代补等方式支持，构建生猪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对生猪波动实行反周期逆向调控政策，在生猪价格处于低谷时，采取补贴母猪、补贴规模场等措施保护生产积极性；在生猪价格处于高位时，适度扩大出栏、抛售储备肉，平抑市场价格。定期向养殖户发布预警预报，指导合理淘汰、补栏、存栏，促进产业的良性发展，防止“多了砍，少了赶，不多不少没人管”的现象，从而避免生猪价格的大起大落。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转变饲养方式。强化无疫区基础建设，搞好生猪疫病防控，增强对生猪高致病性蓝耳病、猪瘟和口蹄疫等主要生猪疫病的基础免疫工作，提高疫苗免疫覆盖率。积极推进种猪场垂直传播疾病监测净化工作，切断病源传播途径，避免疫病对生猪生产和价格波动的影响。按照“统一标准、规模饲养、提高质量”思路，建设一批生猪标准化养殖基地，促进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在养猪业中的应用。推广生猪健康养殖模式，促进集约化和专业化发展。通过发展专业合作组织，提高散户饲养的组织化程度。

　　（四）建立生猪批发市场，发展加工业。发展生产者流通组织，使生产者能够分享流通利润。发展生猪零售流通组织，扩大规模经营，降低流通费用。完善生产者与流通者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建立稳定的合同关系。借鉴台湾生猪拍卖经验，探讨建立生猪期货市场，使饲养户“先卖后养”锁定收益，增加宏观调控渠道。完善生猪屠宰加项目，筹建生猪屠宰加工厂，提高生猪屠宰加工能力。鼓励屠宰企业发展生猪养殖、收购、加工、配送、连锁零售，推进产供销一体化运营。依托港澳、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建立生猪出口基地，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五）调整调控思路，增加调控手段。减少活体生猪储备，将活体猪贮备重点放在能繁母猪和后备母猪的储备上，以增强生猪供给的弹性。大力支持骨干企业建立商业储备，作为政府调控市场的补充资源。借鉴国家粮食储备的经验,在肉价过低时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制度,在猪肉价格过高时向市场投放储备肉以平抑猪肉价格。